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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商务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根才，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中央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张德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系主任、大气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人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主任朱敏先后致辞。

作为反映中国区域极端旱涝时空分布的专题历史地图集，《地图集》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系统地利用了正史、方志、档案、文集、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其中包含的旱涝信息，分区域识别公元1000年以来发生概率为10%（即“十年一遇”）的极端旱涝事件，将其表达在地图上。在千年尺度上，实现了区域极端旱涝事件的均一识别，收录旱涝数据达12万余条，绘制极端旱涝年份图达433幅。

“《地图集》标题中，‘千年’和‘区域’的时空界定亚洲商务，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具有科学意义的。”杨煜达解释，“千年”这一时间尺度横跨中世纪暖期、明清小冰期、现代暖期三个重要冷暖时段，对全面理解中国极端旱涝时空演变规律具有重要价值。而中国疆域辽阔，降水空间差异大，分区域来识别极端旱涝事件，更契合中国旱涝气候的实际状况，也对现代极端天气气候的风险防范和管理具有借鉴价值。

然而，1950年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才有连续的仪器测量记录（即器测数据）。基于这一情况亚洲商务，杨煜达团队收集整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通过分阶段分级判定的研究方法，进行大量数据甄别，实现了对前器测时期极端旱涝事件的重建和发生规律的研究。对此，张人禾给予肯定：“对前器测时期极端旱涝事件发生规律的研究，是进一步深化我国极端旱涝事件成因机制及未来发展趋势认识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进步。2014年，杨煜达团队发表《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甄别方法研究——以西北千年极端旱灾序列为例》一文，“通过这篇文章提出的方法，我心里有了底气，知道在技术上编绘一部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是完全可行的”。借助《五百年图集》经验，《地图集》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异略常”的特点，设计了分阶段分级判定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大致相同的概率密度进行筛选，构建了正史体系与方志体系史料间及与器测资料间可以比较的平台。

其次，是数据补充及更新。《地图集》提供了一套崭新且系统的中国旱涝时空分布历史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有明确区域范围，数据质量也有提升。《地图集》不仅在1000-1469年间新增了11312个站点有效旱涝数据，同时在1470-1949年与《五百年图集》相同的120个站点新增了5459个有效旱涝数据。这套新的旱涝分布数据，将对认识百年—千年尺度上的中国东部干湿变化有重要价值。

“《地图集》的工作可以看作是文理交叉的成功范例。”作为一名气象学家，张人禾感触颇深。他认为，科学研究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于社会的迫切需要，而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问题导向而非单纯的学科导向，中华文明的演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需要在相关研究中打破学科藩篱，走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道路，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多学科的合作创新更是必由之路。

2010年，杨煜达的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由此申请专项资助。在此基础上，杨煜达选择将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作为进一步的研究选题，并把编绘地图集的想法向博士生导师邹逸麟先生汇报，邹先生表示支持。此后，杨煜达开始组织团队，十余年的漫漫编图历程拉开帷幕。回忆恩师，他感怀至深：“ 我在博士阶段才真正进入历史地理领域。听说我要做这项艰巨的工作，很多同学认为难度太大了。但得到邹先生的首肯，我信心倍增。他多次鼓励我说，这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选题，要抓住机会、克服困难。”